记者：作为主管投资事务的内阁要员和佐科总统多年来的特别经济顾问，您如何评估当前全球经济的走势？
莱姆邦：我在担任贸易部长前，一直是一名全球经济的“悲观者”。我认为，这些年来外部因素对印尼经济的的风险大于促进、挑战大于机遇。然而，2015年以来，我成了一名“乐观主义者”，连佐科总统都纳闷为何我的观点和建议发生了重大转变。因为：其一，当年美国失业率降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低，不仅中等收入家庭规模随之在2016年扩大了5.3%，蓝领工人、非技术工人收入也有大幅增加，故我判断美国经济进入复苏通道并将重新拉动全球经济增长，且无论特朗普政府推行何种保护主义政策，均不能阻挡美国增加消费“亚洲制造”的大势；其二，中国正在进行旨在“去过剩产能、去过剩供给”的供给侧改革，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经济结构转型，目前已取得了非常值得肯定的成果，特别是成功地阻断了铁、铜、镍等工业品价格连续七年的下降态势。这在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倾向有所抬头的国际经济大背景下，实属不易，也为下一步相关国家协调财政进而货币政策、强化互利共赢合作提供了更大空间。基于上述考量，我认为外部因素对印尼经济将带来更多机遇和正向刺激。
记者：在此背景下，您如何评价印尼经济的改革举措和成效？
莱姆邦：本届政府五年任期过半，至今已推出了14个经济改革“政策包”，在大幅削减燃料补贴、力促出口结构转型、增加基建和制造业投资、加强教育和医疗保障、简政放权以改善商业和投资环境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。特别是，公共支出的质量和效益大大提高，逐渐由聚焦短线的“收支型财政”向注重中长线的“投资型财政”转变。展望未来，在2019年总统大选来临前，本届政府约有12个月的时间将改革措施转化为具体成果，故2017年是印尼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变革的关键年。印尼内阁多数成员认为，在财政支出、家庭消费和净出口三大经济增长驱动力渐呈饱和运行态势的情况下，投资将被给予厚望，印尼经济结构将继续由消费驱动向投资驱动转型。这也是上至佐科总统，下至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敏、财政部长斯莉还有我，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“投资、投资、再投资”的原因。
记者：基于上述评估或判断，印尼投资领域将发生哪些变化？
莱姆邦：印尼有史以来第一次，从总统到主管经济的内阁部长，多数具有商人经历，知道经商或投资的难点或瓶颈到底在哪里，而这一治国理政人才结构也许将在很长一段时期保持下去。当前，在这一领导结构下，印尼正致力于在法律法规、税赋、劳动力、土地、基建等涉及投资决策的重要领域进行改革，如强化政策连续性和简化投资程序、减轻制造业的缴税负担、增强劳动力素质和技能、提供征地便利、加快发展基建等。正因为如此，在2016年投资规模增加12%的基础上，2017年我们提出了24%的增速目标，而这一目标将由两项触及印尼经济基本面的改革予以保障。其一，新《劳动法》即将出台，为印尼运用好“人口红利”以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保驾护航；其二，《电力法》将作出重大修改，加大对外资尤其是输电环节投资者的开放和保护力度，国家电力公司PLN一家独大的局面将被打破。